这是笔者高中时的一篇练笔，记录了当时学习《玩偶之家》课文以后的所思所想，如今来看依然能给我很多启发。

“楼下砰的一响传来关大门的声音。”

——《玩偶之家》剧终

1879 年《玩偶之家》首演，娜拉摔门而去，给欧洲社会带来如暴风雨般猛烈的震撼。这部剧尖锐地指出了家庭中妇女地位的问题，成为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经典，“娜拉” 的名字也闻名于世。娜拉走后会怎样，以及她带给了我们什么，也成为人们讨论不尽的话题。

关于娜拉的前路未来何去何从，鲁迅给出了笔者十分认可的答案：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娜拉既已梦醒，在几乎无路可走的 19 世纪欧洲男权社会，最为要紧的是经济权，也就是钱。经济权 “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

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有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

这或许能解释为何娜拉不惜一切要出走，夺回自己的经济权和劳动权，不再成为任人摆布的玩偶。

然而恩格斯又说：

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所谓 “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现代工业社会已提供前提条件，但在 19 世纪的欧洲社会，女性不过是被囚禁在家庭中的仆人，何来 “生产” 的权利？即便娜拉争取到了经济权，也”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在当时的社会，娜拉必然受到各种各样的不公对待，这些并不能用钱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思想上的革命了。

几十年后，在黑暗的中国近代社会，一批知识分子了解到了易卜生的作品，为 “娜拉出走” 所震撼。其作品中宣扬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无疑给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场暴风雨似的思想革命。

在剧作中，海尔茂对娜拉说：“首先你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 娜拉则反驳：”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 —— 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所以胡适写道：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

易卜生的作品和尼采带来的思潮有许多共通性，给了知识分子重新审视旧社会、旧家庭的全新角度。从这一点出发，娜拉出走也给中国带来了一次思想变革。

再回到 19 世纪的欧洲社会，不难发现一种 “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的共时性”。娜拉在家中扮演家庭主妇、甚至仆人的角色，做的只是私人的家务，已经脱离了社会生产，没有经济权和劳动权，属于无产阶级；而海尔茂既有经济收入，在男权社会又占尽性别优势，极易对娜拉进行双重压迫。所以恩格斯为什么一直强调妇女要回到社会生产中去，如果妇女没有劳动权，受到的不只是性别压迫那么简单。事实上，娜拉类的条件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差 —— 既没有生产工具，也没有创造价值的劳动机会。以我们现在的思想来看，这简直无法想象。

距离娜拉出走已经过去 145 年，在这百年岁月中，有无数的妇女冲破牢笼，走上街头，积极投身于女性主义运动与女权运动。恰逢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个特别的节日也是女性用斗争换来的，“劳动” 二字又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女权运动在西方国家有妖魔化、挑起性别对立的趋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 5 条即为 “性别平等”，但妇女署给出的答案是距完成目标还需 286 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依然受到各种压迫。

恩格斯曾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

我们或许很难判断导师在百年前作出的判断是否全然正确，但我们能知道女权斗争的道路还有很长要走。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玩偶之家》在关上大门后剧终，而女性的斗争依旧未完待续。

娜拉关上的那扇门，至今仍未真正合上。